在书房里，伦德施泰特元帅坐在我对面的单人沙发上。

“我和阿尔伯特已经谈过了，”伦德施泰特说，“今天在大本营，我见过元首以后，凯特尔元帅找到我，把这份辞职报告交给了我。他跟我抱怨说，阿尔伯特突然辞职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只能告诉他，阿尔伯特还年轻，性格倔强，会因为一点工作上的小事和上司闹翻，我会教训他。后来，我和阿尔伯特谈了，果然是因为结婚。以他对这件事的坚决程度，你应该可以想像谈话的结果。阿尔伯特甚至直接把肩章摘下来，留给了我。”

“他不是有意冒犯您的。”我说。

元帅看着我，没有说话。

想了一会，我又说：“我知道您来的意思。我只关心一件事，他会不会上軍事法庭。在这个前提下，您要求|我做什么，我都会同意。”

“不管要求什么？”

我心中一抖。他这样说，难道是后果真有那么严重吗？

“我相信您的判断。如果您让他回去，我会劝他。即使您要求|我……必须离开他。”说到最后，我的声音低到自己几乎听不清。

他目光炯炯地继续看着我。

“我有点意外，”他说，“我原本计划先看看你的态度，没想到你没有为自己辩解一句，却什么都答应了。”

“只要他能安全。”

元帅站起来，缓缓走过来，把手放在我头上。这时我正在擦拭眼睛，我不知道自己在哭什么。

也许是一直担心结婚不会顺利，现在真的发生了。也许是怕阿尔伯特失望，他不顾一切地回来找我，我却要屈服于现实。

“如果我就这么让他失去一个把全部真心都交给他的姑娘，他岂不是要一直恨我？”元帅说。

“您是说？”

“他不会上軍事法庭的，只要我还在。大言不惭地说，元首还需要我这个老家伙来争取陆军的支持。只要你们不大张旗鼓地结婚，这点事我应该还是能保证的。”

“只要不大张旗鼓地……这是说……”

“是的，婚礼尽量低调一些，不要登报，不要宴请宾客。”

“谢谢您！”我展开笑容。

元帅轻叹：“先不要急着谢我。除了前面的保证，我不会再给你们额外的帮助。西贝尔，有些事必须提前打算，我必须说。他到预备役做一个普通军官，和现在的地位一个天上一个地下，你们真的愿意吗？”

“只要他还是这个叫阿尔伯特的人。”

沉默了片刻。

“我没有别的问题了。”他说。

我打开书房的门。

阿尔伯特嚯的一下从沙发上站起来，用目光急切地询问我谈话的结果。

“元帅说，以后我们的生活也许不如现在的优渥。”我说。

“那你怎么回答的？”阿尔伯特问。

元帅站在书房门口，他们都看着我。

“我觉得没关系，即使你没有工作，我以后工作了，可以养活你。”我说。

这个回答似乎让屋子里的男性大脑卡了壳。

“那怎么可以！”

“不行！”

“不可以！”

三位男士异口同声地回答，这些大男子主义们。

元帅咳嗽了一声。

科雷格笑：“西贝尔开玩笑呢！”

“所以说，你把舅舅说服了？”阿尔伯特一脸欣喜，“他同意了？”

刚才在书房里还在苦心孤诣为阿尔伯特打算的伦德施泰特元帅，此时抱起了胳膊，一脸冷漠。

“是元帅通情达理。”我说。

元帅哼了一声，嘴角露出微笑。他站起身，准备离开了。

“舅舅，留在我家里吃饭吧！”阿尔伯特说，“我把萨维亚蒂叫上来。”

“我还有事！”元帅冷着一张脸，但是脚步却放缓了，看向我，“西贝尔来送我。”

我走过去轻轻扶着他胳膊，元帅停了一下脚步，从怀表袋里拿出一个带链子的挂坠盒项链，盖子上嵌着一圈珍珠，点缀着几颗细碎的绿宝石。打开来，里面放照片的地方是空的。

“这是我以前送给比拉的，里面放着我的照片。但比拉后来把它交给我，说我在前线，她希望我能想起她，能平安归来。现在我把它交给你。”

“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不应该拥有这个项链。”

“但我需要把它给你，”他坚持说，“做为舅舅，祝福你们也是理所应当的。希望你不要责怪我刚才在书房的提问方式，我只是想听听你如何回答。”

“那您听到满意的回答了？”我问。

“比我想的要满意。”元帅说。

“好的，那就留下吃饭吧？”阿尔伯特问。

元帅冷哼一声，毫不犹豫地走下楼梯。

“您是不是要去哪里？”我轻声问。

“我去医院一趟，检查身体，然后——”他看了我一眼，我会意了：“然后您要是有时间，就可以来吃晚饭。这不是阿尔伯特的邀请，是我的邀请。”

倔强的元帅满意地点了点头，坐上车。

“元帅答应来吃晚饭，”回去后我说，“我们开始准备吧！”

“只要贝儿在，就没有不顺利的事。”阿尔伯特走过来把我抱起来，在屋子里旋转了半圈。

“你们这里没什么酒，我在柏林的住处还放了一瓶上好的白兰地，一会我去拿来。”科雷格笑。

一阵风，把原本在电话桌上的那份报告吹到了地上，我过去捡。这时我才发现，这是一份页数很多的辞职报告。

每一页上都写满了东西。

工作细则，难点，要交给什么样的人，做这件事的人需要哪些特质。

“我大概还得把辞职报告寄回去。”阿尔伯特说。

一页一页地捡起辞职报告，我心中开始有一个声音说：

“你得把那件事告诉他。”

每捡起一页，这声音就响起一次。

告诉他。

告诉他……

这份报告有15页，声音响起了15次。

那么，我必须告诉他。

就像元帅说的，有些事必须提前有所打算。阿尔伯特为我放弃了很多，我必须让他知道自己做了什么。

“阿尔伯特，我想……想问你，如果……德国会在两年后彻底失败，你还会选择离开现役吗？”

彻底的静默，静默中酝酿着强大的电压。

科雷格迅速关上了门。

“两年！”他问，“是你占星得到的结果吗？”

阿尔伯特没有说话。

和阿尔伯特对视着，我能感觉到风暴正在他心中酝酿，席卷。

我把那份辞职报告放在桌上，阿尔伯特茫然地扫了一眼，扶着沙发，眼神在周围无助地寻找。当他和科雷格视线相碰时，两个人都认出了对方眼睛里的恐惧。

这就好像你在叛逆自己的父母，正向朋友控诉他们的控制和压迫，收拾东西准备离家出走，而医生突然告诉你，他们只有两个月好活了。

“明天……我是说，你可以再考虑几天。”我听到自己的声音有点干巴巴的。

我并不是为自己的婚姻担忧，我相信阿尔伯特的爱是不会变的。但是看到他们受震撼的程度，我知道这则信息对他们来说，是一个噩梦。

我的信息不是占星得来的，而是另一个世界中确切无疑的历史。我很少把这种历史告诉他们，因为阿尔伯特一向认为自己的命运自己创造。

但是我内心的笃定，是他们能感觉到的。

“占星并不准确，对吗？”科雷格的询问中带着绝望。

虽说他们自己经常说“德国要失败了”，但显然内心依然抱着一丝指望。大部分德国人，都在隐约害怕着德国失败，也都在更秘密、更努力地渴望着胜利。

我的笃定，伤害了他们的渴望。

我甚至能感受到他们从那万一的指望中跌落下来的疼痛。从他们对德意志軍队素质的引以为傲中，从对和平结束战争的指望中跌落。

科雷格和阿尔伯特，这两个相信我的人，因为我的一句话而陷入了震惊和自我怀疑。我开始后悔自己把这句话过早地说了出来，一个对我来说的平静“事实”，对他们而言则是尖刀一样无情的预测。

“对，占星只是预测可能性，它并不代表事情一定会在这个世界发生。”我补充道。

科雷格勉强笑笑：“对啊，我就说嘛。——所以我要去拿，我要去……”他又打开了门，但甚至忘记了他自己说要去取白兰地。

阿尔伯特脸上几乎没有血色，陷入了更深的沉默，他更了解我，明白我前面的话也只是安抚一时接受不了的科雷格。

我握住阿尔伯特的手，只感觉到他的手潮湿发冷，只是微弱地回握了我，他的全部注意力都在和内心的震惊作斗争。

过了好一会，他才回过神来，将我揽在怀中，似乎想从紧紧的拥抱中寻找到某种答案，某种他差点放弃的东西。

他大概以为自己作为军人的责任已经尽到，可以把自己全心身地交给爱情，而现发现，并非如此。

科雷格拉开门，停在那里。

“阿尔伯特，元帅回来了！”科雷格说。

接着，听到萨维亚蒂的声音从外面传来，叫着阿尔伯特的名字，还伴随着几声汽车喇叭响。

“他怎么了？”科雷格喊道。

从楼梯上往下看，萨维亚蒂的车开回来了，后座上，伦德施泰特元帅腿还是坐着，但上半身无力地歪倒在座位上。

阿尔伯特四阶一步地跃下了楼梯，我拿着钥匙随后跟了下去。

我和阿尔伯特分别坐在元帅两边，发现他眼睛充血，嘴巴半张着，微微气喘，额头是滚烫的。

“怎么会突然病倒？”阿尔伯特问。

“本来元帅有一点点发烧，今天到柏林后计划着先去体检，但是……”萨维亚蒂看了我们一眼。

“去沙医生那里！”阿尔伯特说。

到了仁慈医院，医生说这是伤寒。

“最近西线士兵中有一些有伤寒，元帅前几天稍微有点症状，他说只是感冒，”萨维亚蒂说，“只是没想到病情发展得这么快。”

“冷。”元帅在无意识中喃喃说。

“给他多盖个毯子吧，”医生说，“再弄个暖水袋。这种病发作起来就是发烧又怕冷。”

到晚上吃饭时，阿尔伯特一直守在元帅床边没有动。我给他和萨维亚蒂在医院食堂买了饭送过去，阿尔伯特只吃了几口，就又用手肘撑着床边，把头靠在自己交叉的双手上，看起来就像在忏悔。

晚上8点左右，伦德施泰特元帅清醒了过来。

“你们怎么来了？我在车上有点头晕，就睡了过去。”他说道。

“在大本营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自己病了，所以才要回柏林检查身体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不告诉我，我还……”阿尔伯特说。

“不是什么大病。”伦德施泰特刚从昏迷中醒来，语气却很轻松。

这时我才明白，他向我保证只要有他，阿尔伯特就不会上軍事法庭的时候，是在担心什么。

他担心自己在战争结束以前就离世，无法庇护我们。只是他和其他的家长不一样，不会用自己的病痛去绑架阿尔伯特，逼他做某种选择。

阿尔伯特把头垂得更低，像是抵在床栏杆上。

晚上10点，阿尔伯特让我先回家。

“贝儿，明天我回家陪你，今天晚上，我在这里陪舅舅。”他对我说，“他比两年前明显老了，不是吗？”

第二天早上|我早早地过去。元帅病情稳定，而阿尔伯特则一身烟味，他平时并不抽烟，除了心情郁闷的时候。

我知道他已经下定决心，只是一时开不了口。我太了解他了，他会认为这是对我的失信。

“只是两年，我们可以等。”我说。

他愣愣地看着我：“是的，也许……只需要两年。”

这在昨天还给他带来震惊的消息，在今天听来似乎不那么难受了。也许对于德国失败来说，两年是太快了。但对于一份爱情的约定来说，两年并不算太长。

上午，我给元帅做了治疗，他的烧又退了一点，也不再那么怕冷。

“效果很不错，这个……能量治疗。”元帅很念着这个新奇的词，“明天我就可以回巴黎了。”